「面對惡靈」的背後:蘭嶼島上的紀錄片工作者 — 陳亮丰

我永遠記得1999年飛魚來的季節,五月,寧靜的蘭嶼島,難忘的露天部落電影院。

我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,除了拍攝紀錄片之外,我所工作的「全景傳播基金會」,花了很多力氣幫助想要學習拍攝紀錄片的民眾,拿起輕便的半專業攝影機,拍攝他們身邊關心的事物。我們從1998年起,不定時到蘭嶼去為一群蘭嶼達悟族朋友上課,或他們存錢來台灣參加我們的紀錄片研習。雖然沒錢沒攝影機,他們倒也互助地在生活裡拍攝了一些影像。隔年,他們決定要在島上的飛魚季節,巡迴幾個部落,在星光下海浪聲中,架起大型布幕,自己選映紀錄片給部落的人看。他們給這個活動取了一個名字,叫做「部落電影院」。

所以,1999年五月,我去蘭嶼觀察「部落電影院」的巡迴狀況。當飛機在浩瀚的太平洋 上緩緩下降,看見大藍裡的綠色蘭嶼—人之島,主辦活動的好友阿貿在跑道盡頭向我揮手, 爬出小飛機,熾烈的陽光夾海風向我襲來,當時的我,就像是來參加世界上最有趣的紀錄片影展那樣的興奮。

阿貿開著借來的破車,沿著環島公路,帶我在日晒裡奔走,為晚上的放映準備著。他是蘭嶼氣象站公務員,觀測氣象之外,也用攝影機觀測他在蘭嶼的友人的生活。全景之所以有緣走進蘭嶼,一些當地朋友之所以喜歡紀錄片,全因為他的緣故。此時阿貿正口沫橫飛的告訴我,昨天紅頭村的夜晚,夏曼藍波安 (達悟族作家) 和希瑪悟用 (作家的好友,觀光導遊) 放映『北方的南努克』。而前天夜裡,椰油村的潛水教練桂清,放映自己拍攝的『海底捉飛魚 紀實』,女人們吃了一輩子飛魚,第一次看到男人在海水裡捕捉飛魚的壯觀景象,看完向男人說:「真的是這樣,你們辛苦了啊」。

「我願意做一個電影放映人,找尋島上的影像,巡迴在部落與部落之間。」阿貿手握方向盤,小心閃避路上的羊。「每天晚上放映結束,我都這樣一個人,孤獨的迎著星光,後面載著放映設備,路很長很暗,我會一直想著今天晚上部落的人看影片的笑容,他們看了影片後討論的那些問題,就這樣一路想著,一直回到氣象站。」

部落電影院已經走了三個點,所有工作都由當地人負責,不管是翻譯、主持、宣傳,或早期的選片,投入了很多人力,『北方南努克』放映的時候,年輕人甚至將英文翻譯謄寫出來, 現場用擴音機加上達悟語的配音,老人小孩都笑聲連連,我打心底佩服。而我抵達的這天, 在朗島放映的是一部泰雅族紀錄片『石壁部落的衣服』。同時,還邀請該片的作者,帶著片中善於織布的老奶奶,遠道從台中縣泰雅族山區,來到蘭嶼交流。

那天晚上,因為中暑而疲憊的我,把投影機和布幕收拾到破車子裡,晃蕩在無人的環島公路上回野銀,月明星稀,頭痛異常,我感受到阿貿說的那種電影放映人的幸福感。


「日據時代,日本人刻意封鎖蘭嶼,將這裡做為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基地。相機在這個時候,才跟隨著這些研究人員,進入這片土地。相機被賦與了研究者的研究工具這樣的角色,人與生活被精確計算與測量。國民政府接收以後,繼續延用日人封鎖島嶼的方式來管理她,一直到民國56年,才全面撤除山地管制。大量的觀光客與傳播公司在此時蜂擁而至。那些跟台灣不同的奇風異俗,被裝進暗箱與磁帶,便悄悄的離開了這個島。當再見到這些影像時,卻是在三台的電視節目上,以一種這片土地無法認同的方式播放著。」

這是阿貿曾經寫的一段文字,由於體認到達悟人對影像的經驗很不好,96年,他在全景學習紀錄片之後回到島上,他在生活裡學習潛水抓魚,學種芋頭、種西瓜,學造工作屋,但拍片就是很慢很慢,幾年才有一部。陸陸續續,島上友人對他的攝影機發生興趣,這些朋友 說:「不如你教我們吧,最近我的家裡開始蓋房子了,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要拍啊。」

阿貿想,教他們拍片我沒有能力,這樣吧,我想辦法把我的老師們請到島上。於是在蘭恩文教基金會的協助下,阿貿從國立藝術教育館找到飛機票錢,全景工作人員開始半義務的來到蘭嶼教學。我們上課就在海邊的教室,雖然事先規劃過細節,但後果永遠難以預料。在阿貿和大家的努力下,這個像是變形蟲的紀錄片班,用達悟的節奏爬行三年。有時候我們到處追學生,有時候學生追我們。

「如果由於歷史發展的因素,紀錄影像在蘭嶼,被賦予了外來的、侵略的、剝削的角色。 那麼,當我們尋找屬於自己的部落影像時,我們要提出一個什麼樣的,屬於部落的,不同於以往的影像經驗呢?當部落的年輕人拿起攝影機,我們將如何用它來與外界溝通,傳達我們的想法?」

當桂清秀出了海底捕飛魚紀實;瑪悟用拍攝伯父處理鬼頭刀的細節;小貞把攝影機交給孩子作生態觀察作業;而淑蘭的影像,把我們的視野,拉昇到了一個先前無法想像的境界。

淑蘭是東清部落的年輕人,一個衛生所護士,她的業務是老人居家護理計畫,對象是慢性病與重症患者,因為這些人無法走到衛生所,就需要有護理人員去家裡探訪,照顧他們。這種西方醫療的觀念,和蘭嶼的傳統醫療或生死觀有很大的衝突。在蘭嶼,人死掉會成為惡靈,惡靈將帶來厄運。所以,人生重病或快死去,依照傳統,家人是不應就近照顧的。因此重症或失去行為能力的老人家,在老去之時,常蜷縮在家屋幽暗一角,獨自面對無助狼狽的 生活,家人縱使難過,卻因為那是很大的忌諱而不能去碰觸。淑蘭的工作,卻是每天直接碰撞這種衝突。

有一天,一個老人家拉肚子拉了好幾天,全身很髒,淑蘭想要把他帶到衛生所治療。他們必須去借一件棉被把老人包起來,才能帶到衛生所,但是找遍了附近的人家,沒有人願意 借給他們棉被,「萬一老人死掉了怎麼辦?會有很不好的事情跟著到來」。淑蘭找那條棉被找得掉下了眼淚。那時候,她開始構想著透過教會組織婦女,成立居家照護義工隊,問題是,淑蘭一直在想,我要透過什麼辦法,讓部落的人知道老人遭遇的狀況有多麼惡劣?

淑蘭想到了阿貿曾經放給她看的紀錄片,或許「影像」這種東西會有用,就這樣她來到紀錄片班。她的初始動機是醫療上的,不是創作的。當她開始學習紀錄片,比較是視為工具: 一群婦女家訪,幫老人洗澡,淑蘭在一旁拍攝;有時候淑蘭示範護理動作,就換婦女拍攝;本來靜候凋零的老人,開始願意走路,淑蘭就拍攝他撐著拐杖,慢慢學著走到教會,和人們說話的過程;由於醫療資源的缺乏,紀錄片有時候變成蘭嶼衛生所的簡報,爭取經費,買永遠不足夠的敷料、藥品、氧氣瓶;淑蘭在現場,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向部落的人說明,為什麼我們要來拍攝這樣一部片?為什麼我們要組織村民工作,慢慢的,村裡的人也覺得應該幫助她,而不得不去和傳統的禁忌對話。

1999年飛魚季部落電影院,淑蘭把她拍攝的毛帶,放給部落的人看。如果她只是需要影像作為宣導工具,似乎,這樣已經足夠了。但是故事並沒有停下來,此後,淑蘭不斷在課堂 上提出困惑和求知的慾望,不僅為醫療,她想要「講出這個故事」,想要透過這些影像,表達她的觀察和困惑。那麼,她就必須要學剪接,學影像語言,挑戰接踵而至,更重要的,她需要夥伴和她辯論文化變遷的觀點。於是我們的紀錄片班,就在這年夏天,向基礎拍攝技術揮別,雖然仍然克難無秩序,但是後來的課程,開始走向剪接和創作的討論。

如今,桂清仍然為了養家辛苦著,片子還是海底捕飛魚;瑪悟用拍完伯父捕鬼頭刀,快樂的過著潛水捉魚的生活;小馬拍攝了一支關於自己的作業,阿貿拍攝了「下午飯的菜」後又拍攝夏本阿那恩造工作屋四年,工作屋已落成,片子還在磨…。

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的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,淑蘭和阿貿合作的『面對惡靈』,榮獲邀請展出。當然淑蘭不是請大家看毛帶,而是一個獨立的作品,向台灣和外國的觀眾,說出她心中的故事。而我負責寫出「為什麼會有一個護士拍了一部這樣的片子」的過程。短短篇章,無法暢言其中摸索,倒是希望這篇文章,可以幫助觀眾在看到『面對惡靈』這樣的蘭嶼影像時,增添討論的基礎。

(本文刊登於九十年九月十日之聯合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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